第一千六百四十六章 战略纵深

实际上历朝历代，中原君主都是这样做的，能把这个缓冲区建的远一些，则中原王朝的繁荣昌盛便会长久一些。

        马城管这个叫做战略纵深。

        没错，正是战略纵深，史海沉浮，历朝历代莫不是如此。

        汉朝的初始阶段，国力是非常虚弱的，在对匈奴的关系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的，正是由于君主的励精图治，后来有弱变强，在国力强盛时对匈奴实施连续不断的打击。

        最终迫使匈奴西迁，捍卫了汉民族的安全。

        再看看晋朝，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，宽而能断，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。

        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，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为妃。

        晋惠帝就是那个听说许多百姓活活饿死，问：“百姓无栗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就是那个大傻瓜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这个缓冲区能推多远，还取决于历代王朝的尚武程度。

        平吴以后，晋武帝不再兢兢业业，却奢侈放纵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死后，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和汝南王亮，接着又消灭楚王玮，终于造成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。

        并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汉、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，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，形成门阀士族，。

        有士族子弟听到马的叫声，吓得钻到桌子底下的笑话，使庶族中的才俊之士不能脱颖而出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。

        北人南渡之初，上下同仇敌忾，要求驱逐胡人，返回故土。

        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。

        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，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，谋划恢复中原，经营达八年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，形势有利于东晋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元帝无意北伐，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，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，祖逖备遭掣肘，壮志未酬身先死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，他在接手国家政权时，家底是非常厚实的，但是宋朝却是汉族王朝中最软弱的一个朝代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都是由于宋朝长期奉行重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，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“无腹心之患”的统一的政治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“为百代利”，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，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，加以预防。

        利用更戍法，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，或移屯就粮，定期更换，名义上使士兵们“习山川劳苦，远妻孥怀土之恋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，造成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兵无常帅，帅无常师，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外相维，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，一半屯驻京畿，一半戍守各地。

        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：“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，京师十万余，诸道十万余。

        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，则无外乱，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，则无内变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外相制，无偏重之患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实际上，这种“内外相制”的政策，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，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、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，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守内虚外”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 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，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，“内患”比“外忧”更为可怕。

        宋太宗曾说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

        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。

        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！”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，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，并未采取认真、有效的对策。

        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，象对待军队一样，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，具有“事无不统”的大权。

        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，不利于皇帝专制，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。

        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，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，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军、财、民三权分立中、枢密使与宰相“对掌大政”，“号为二府”．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，发号施令，独断专行。

        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，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，作为宰相、枢密使和三司使的“副贰”，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，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由于“以防弊之政，作立国之法”，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，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，“冗兵”、“冗官”和“冗费”与日俱增，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。

        辽军的南侵，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，当时宋朝内部以王钦若一派为代表的主张逃跑，但是以寇准等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战，辽侵入宋境后，因屡受挫败，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，不惜代价。

        宋、辽商定和议，交换誓书，开始纳贡称臣的屈辱历史。

        民众尚不武，导致宋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软弱的，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政策，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，是鼓励别人来攻打自己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疾病象弹簧，你弱它就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中原与西域，北方游牧民族之争，就是一场拉锯战，又像是一个个轮回，而马城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轮回。

        原本中原人是尚武的，可后来又不尚武了，可渐渐的，这种尚武的基因又在大明人心中生根，发芽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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